书画鉴定的过程是学术研究的过程，争论是难免的，也是正常的。
中国人有一特点，不喜欢争论，也怕争论。事实证明，搞“一言堂”只能带来言路堵塞，鉴定的科学性及可行性得不到充分论证，难免造成判断失误。从信息的意义上讲，正确决定的前提是占有尽可能广泛的信息，信息越充分，失误和盲点就越少。所以才有：“没有争论，没有反对意见，不做决策。”搞收藏也是如此。
在中国书画鉴赏方面，有关作品的作者、年代、真伪等方面的问题，从来都是质疑和争论声不休。1965年有一个非常大的官司“兰亭论辩”，发起人是郭沫若，郭老这次质疑是蛮有意义的。还有一次发生在海外，王己千给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一件《溪岸图》，外国学者对其真伪提出质疑，是张大千伪作。争议搅动了几乎全世界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的专家都介入其中，经过运用许多科技手段证实它的材料、画法以及历代的修补过程，研究表明，这个东西是古代的。
“国眼”徐邦达也是位“好战人士”。与所有人都没有心结的徐邦达，却与曾经的老友，身为鉴定组组长的谢稚柳就一些画作展开了争论，甚至到了1995年，关于一幅张大千画作真伪的鉴定分歧，两人还闹到了法庭。徐老常常在鉴定过程中为一幅画的真伪争得面红耳赤，但事后却谈笑风生。
尽管有不少英雄所见略同的例证，但因经验不同、着眼点差异、据以立论的材料有别，有时亦不免见仁见智，各方均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据，而结论完全不同，互不相让，不能形成共识。从学术争鸣而言，求真与商榷都是必需的，真理越辩越明，但结论却往往需假以时日。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，可以获得集思广益的收效，可以在争论中学习，在争论中鉴定，在争论中提高。有争论冲突的氛围，往往是富有生机的表现。
俗话说：“真金不怕火炼。”正确的意见是绝不怕别人反驳的，只要意见正确，越是经过反驳，越能体现意见正确的可行性;越是经过反驳，越是显得意见正确强大的生命力。如果答案不是恒定的，至少我们可以用排除法找到我们要的答案，用反证法来帮助我们逼近正确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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