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，自然灾害、战争与瘟疫向来是最令人感到恐慌与无助的苦难。
自然灾害是天灾，战争是人祸，而瘟疫则往往介于这两者之间——既有大自然本就存在的病毒因素，又因人类的种种“作死”而传播。
面对苦难，艺术似乎很乏力。一个艺术家面对洪水、军队或者瘟疫，他能做什么呢？数千年来艺术家们给出了各自的答案：记录，思考与警示。如果说医者、救援队与科学家是直面苦难的冲锋者，那么艺术家或许能扮演一个记录者。
●《钟南山院士肖像》 彭华竞画作
这个角色也是有其重要价值的。事实证明，历史上抗疫时期留下的大量文艺作品，不仅仅是作为一段苦难史的纪念，更是对后人最直观的警示。
我们都知道，在文艺复兴之前，西方艺术只讲宗教不谈人性。16世纪的意大利画家丁托列托（Tintoretto），是与提香、委罗内塞并称为威尼斯画派三杰的伟大艺术家。
1549年，他画下作品《圣洛克治愈瘟疫》。这是一幅诞生于艺术将要脱出宗教枷锁时期的油画，尽管它仍然是一幅宗教画，我们却已可明晰窥见其中的“人性”意味。
这幅画作中，主角当然还是画面中心头顶光环的圣洛克（Saint Roch）。他作为意大利天主教的圣徒，可算是西方宗教故事中的“送瘟神”。这幅画描绘的正是圣洛克治愈瘟疫患者的情节。
与以往古典主义宗教画最大的区别在于，丁托列托不再以宗教人物为唯一的表现主体来让他们充满整个画面。我们观看这幅画，第一时间的注意力甚至不一定在主角圣洛克身上。
画家让画面两侧的病患置身于观者的最近端，并给予大量的笔画来刻画他们。不管这是一个有意的安排还是无心之举，给予现代欣赏者最大震撼的肯定不是看不清神情的圣洛克，而是这些不管是肢体动作还是神情都传达出极大痛苦的病患。
我们与灾难抗争的第一步，往往便是察觉到它们带给人们的痛苦。
●《伤别离》 张鸿亮画作
1562年，以乡民生活画作出名的荷兰画家老彼得·勃鲁盖尔（Pieter Bruegel）画出了一幅让他名留艺术史的大作——《死亡的胜利》（The Triumph of Death）。
画作中从远方蔓延而来的骷髅军队仿佛无穷无尽，它们在一片荒凉与混乱的土地上肆意虐杀人类。人们要么惶恐地逃窜，要么鼓起勇气尝试反击，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，从农民到国王与主教都摆脱不了死亡的阴影笼罩。
●《死亡的胜利》（The Triumph of Death）
这幅画作展示的正是16世纪中叶瘟疫肆虐时的日常生活。勃鲁盖尔将目光投向无时不刻置身于死神威胁中的人民，刻画出如此震撼人心的《死亡的胜利》。它既是对中世纪瘟疫时期人们绝望心态的写照，又是警醒后人时刻警惕疾病的一件艺术品。
●《瘟疫医院》 戈雅画作
浪漫主义时期，画面中的情感更加充沛起来。
戈雅这幅画作中，无论是陷入黑暗的病人们，还是那扇象征着希望却照不亮医院的窗户透进来的唯一光线，都有力地表现了艺术家对瘟疫的直接感受——深深的绝望。
●《我的祖国·我的人民》 黄永玉2003年画作
2003年非典疫情，是全体中国人齐心协力打赢的一场战役。
黄永玉先生当时留下了《我的祖国·我的人民》这样一幅歌颂医务人员的中国画。这幅作品道出了无数亲历者的心声：感谢当时不顾自身安危昼夜不停奋战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们，保护下了这个世界无数的人民。
除了传统画家，现代艺术家更是积极地参与到对疫情的反思及创作之中。中国现代艺术“四大天王”之一徐冰先生，留下了这样一个简单又时刻警醒世人的作品——《空气的记忆》。
●《空气的记忆》 现代艺术家徐冰作品
2003年4月29日，徐冰在疫情最严峻的时期从北京街头收集了一瓶空气。回到工作室，他在瓶身刻上这样短短的一行字：二〇〇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北京的空气。
在后来的艺术展中，很多人一开始不知道这个小瓶子是什么，凑上前去端详那行小字。而非典事件的亲历者们，在看清字句的一瞬间甚至会条件反射地后退远离。
这是徐冰这件作品带给大家的艺术感受——时间可能流逝，但记忆不会远离，历史的教训也不该被遗忘。
然而非典的17年后，相似的故事再次发生了。贪食野味，初期不重视疾病的传播……我们再次尝到了不尊重大自然的恶果。如果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些警示，我们是否本可以避免重蹈覆辙呢？
●《中国人活得有气势》 黄永玉先生2020年作
已经九十六岁的黄永玉先生，颤颤巍巍地持起十七年前的画笔，给一线的医护人员们致以最高的敬意与鼓励。
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，经历过也战胜过无数次的艰难险阻。又得益于现代先进医学的庇护，我们从未失去众志成城战胜疫情的信心。
抗疫时期的艺术作品，更是在特殊时期给予我们的人性光辉与温暖。
●《天使的手印》 方亮作品
艺术的力量，不仅仅是我们面对苦难的信心和希望源泉，更应成为每个人与社会反思的敦促者。
看到这些作品的记录还有艺术家的思考，每个感知到疾病凶险的人，都更应该学会在现实生活中规避危险。学会尊重自然，不让历史一次又一次地重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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